同时，安东都督府的公信力或许不高，但秦王刘煦的金字招牌可就不同了，这毕竟是天子的长子，身份最高的他都去安东了，那他们这些小民，又有什么好过虑的，天子总不至于真把自己的亲儿子放到一个不毛之地去吧。
  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思，很多人都在招民吏那边，登记、领钱、准备行囊，然后踏上前往安东寻梦的旅途。
  当然，刘煦也不是什么人都要，按照他的要求，需要的是家室清白的农家子弟，还得是青壮年，废人是不要的，劳动能力的保障是最基本的。
  至于像罪犯一类的人口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安东地区也有专门的流所以及流犯管理制度，像刑徒营这当下大汉的特色产物，朝廷也抽调了几支远赴安东，支持开发建设。
  即便如此，经过近五年的努力，安东都督府在移民上，前前后后也只招揽了不到十三万人。
  第71章 安东大开发2
  毫无疑问，安东都督府所招徕人口，基本来源于中原以及北方，再往南招募，成本更高，且南方的百姓也更加难以适应东北的气候。再加上，南方的百姓，也实在很少愿意脱离温暖适宜的环境。
  而范围再缩小一些，那些招募的百姓，则集中在河南、河北、燕山三道，其中来自河南地区的汉民，几乎占总数的四成。
  尤其是登莱青密几州的百姓，更呈现出一种积极踊跃的状态。他则不只是因为安东都督府提供的诱惑条件，还借助这些年北方海运的兴起，尤其是通往高丽、日本、辽东的商道开通壮大，当地百姓对外的了解也在增多。
  随着一名名海商从海外满载而归，赚得盆满钵满，荣归故里，引得当地的民众瞩目。如此致富故事的传播，也使得当地百姓心中的开拓欲被激发出来了，经商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，那既需要本钱，也需要运气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是血本无归。
  而对于那些农民子弟而言，能够依靠的，也只有一身力气，以及种地的技术了。而安东都督府给他构建的，则一张美好的蓝图与愿景，在家乡，或许只是一个小农小户，还要面对与兄弟分地分产的竞争压力，到了安东，就是另外一个广阔田地，开局就是至少百亩的“地主”。
  这可是阶级地位的直接提升，并且，根据安东都督府宣传的政策，对于田亩数量，在安东是完全不做限制的，只要你有能力经营耕种，就算万亩田土，也不会受到打压，哪怕转让都不用像在内地需要承担不低的交易税。
  这样的条件，也激发了河南子弟勇闯安东的欲望与动力。同时，由于这些年朝廷鼓励百姓生养，人口数量的激增，也使得民间劳动力开始出现富余的情况。
  对于大部分农户家庭来说，土地暂时是不愁耕种的，但每家每户都面临着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财产继承的问题。
  不只是皇帝贵族官僚需要面临这个问题，小农小户同样需要，或许不像达官贵人们一样有一套严格的继承制度，但也难免偏私宠爱，有多有寡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把一些子弟送去安东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还能在安家费上分享一部分，那可是黄澄澄的铜钱，可以节省不少用于换钱缴税的粮食。
  在多方因素的加持下，安东的移民方才取得了不错的成果，完全有别于大汉其他诸边的情况，当然，这也是安东地区的特殊性造成的。
  同时，前后十几万人的移民，也有一个显著的特征，他们都属于武装移民，一手拿刀，一手执犁。
  安东都督府下，虽然拥有近两万人的军队，但是这么点军队，是无法兼顾到偌大的安东地区，这些新移民，更多地还得依靠他们自己保护，必需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。村寨镇堡，民兵互保，是都督府制定的自卫政策，武器都由官府提供，除了铁甲、硬弩等特殊装备之外，这些移民的武器堪称精良，至少不是当地的蛮夷所能比拟。
  除了诸道州汉民之外，还有一些胡民也在招募之列，并且效果很好，大部分都是来自燕山北道的奚人。
  大汉地域广袤，民族众多，自南到北，固然有不少叛服不定、不愿接受王化的顽固份子，但同样有一些温顺的部民。如羌民、温末者，像吐谷浑人，早年的时候河东还专门有那样一支番军，但如今已然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，融入到汉民之中。
  同样的，奚人也是比较温驯的一个族群，十年了，对于大汉的统治很服从，燕山北道也没有预想一般的那么动乱多事。
  有一说一，这还得感谢契丹人对奚人的驯化，那是十分到位了，如今，只是换了一个主人，一个外表温和，浑身笼罩着“温良”之光的统治者。
  当然，其根本原因，还在于大汉的强大，朝廷的威严，以及在汉辽争霸过程中，饱受战争创伤的奚人也需要休养，其部族百姓，也想过段安安稳稳的日子，而大汉的统治，除了在控制上更加严密强势之外，总体而言，还是比较温和。
  再加上，以奚王筹宁为首的原奚人贵族、部落首领酋长，也被朝廷驯化地服服帖帖的，很是配合，除了治权被剥夺，其他权利全部都有，大部分人还是能在大汉过着人上人的生活，表现好的，也能为官为将，甚至参加科举。
  像奚王筹宁，如今就在开封过着安乐日子，安心养老，每天锦衣玉食，就是见刘皇帝，也不困难。而现在，也不能以“奚王”称呼筹宁了，刘皇帝在开宝十一年的时候，就改封筹宁为顺化郡公了，明显有别于大汉对爵位的命名规则，但政治意义深远。
  于是，有近万的奚人，受到安东都督府的招揽，前往安东安家垦殖，并且享受同样的待遇。这一点，也得到了中枢的支持。
  而除了从各地吸引普通农牧百姓之外，还有一些人，也成为了开发的有力臂助，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力量。
  那便是以勋贵及官僚子弟为主的一个群体，当然，让这些高门贵子，到安东去讨生活，没有多少人愿意，甚至有抵触心理。
  但是没办法，有刘皇帝的训示在，大汉的贵族与官僚们总得表现一二，哪怕只是为了迎合皇帝，也不得不投入钱粮，派遣家族中的子弟，远赴安东。
  刘皇帝有一句话，让人无从反驳：朕的儿子都在边陲打拼，为国效力，勋贵官员家的子弟，难道比他们还金贵吗？
  这句话实在，也让人不得不遵从皇帝陛下的号召。当然，前往安东的那些贵族官僚子弟，有的人是去当官的，有的人是去从军的，也有的人是去圈地置产业的。
  而朝廷中也一向流行着一个潜规则，那就是有边地履历的人，得到提拔的机会也就更多，对于有志于官场前途的人来说，安东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，毕竟其特殊，也牵动着朝中掌权者的目光。
  被派去安东的大家子弟，哪怕大多都属于庶出或者旁系子弟，但他们能够带去的资源，显然也不是一般农民、牧民所能相提并论的。
  小打小闹，不是他们的风格，他们的开拓，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标。他们圈地，往往都是几千上万亩地圈，毕竟有钱，还有人，而东北的土地、山林、矿藏、毛皮、药材等资源，辅以安东的宽松政策，也确实有利可图。
  当然，安东的土地，也不是任意赠送的，刘旭做了一个规定，那就是给你多少地，你得耕作，田里得有作物，地里得有产出。
  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劳动力的不足，不过，他们有的是办法，或者花钱从内地招募，觉得成本高的，则干脆做起无本的买卖，去捕捉农奴，把那些活跃在当地的靠渔猎为生的土著蛮人，生生逼迫下地。
  于是，“捕奴业”在安东也逐渐兴起了，由贵族子弟们组织起的捕奴队，甚至配合起安东军对当地治安的肃清，不过这样的行为，引起的反弹也是不小的，也成为安东地区动荡的根源之一。
  但即便如此，还是缺人，而种地也是需要技术经验的，可不是随便一个人拿起锄头就能开垦出一片良田的。
  后来，甚至有人把注意打到安南及其以外地区的土著身上，花钱从南边买人。当然，朝廷是明令禁止蓄养私奴以及人口买卖的，因此，类似的行为，都是套着一个“雇佣”的名义。
  这些充斥着暴力、强权与剥削的行为，也只有在安东地区，可以这么明目张胆，也名正言顺。
  因此，到开宝十七年时，安东新填充的外来人口，已然超过了二十万。当然，除了以上，还有一个人群，对安东的开发也起到了促进作用，那就是商贾。
  第72章 安东大开发3
  无农不稳，无商不活，在农牧上坚持治本，在商业上安东也是大开方便之门，尤其体现税收以及货物进出的宽松。
  自古以来，历代王朝都坚持一个重农抑商的政策，这是一项基本国策，也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的。
  同时，于统治阶级而言，过度的商业活动，既会影响从事农桑的劳动力人口，也会增加人口的流动，增加治安的隐患，最重要的是，不利于官府的统治管理。
  时至如今，大汉各地官府，在治安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麻烦，还是那些走南闯北，时刻处于流动状态的商业人口。
  即便朝廷在户籍制度上是坚决强力推行，也是不可能做到无死角监控，至于跨道州甚至跨县镇办案都十分困难。
  因此，天下的官员们，虽然知道商业活动的好处以及必要性，但为了政绩，为了安稳，他们仍旧更愿意将治民拘束在土地上，那样既能创造生活资料，也更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。而秉持儒本思想的一些官员，对商贾就更是大加鄙弃了。
  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，在大汉朝廷上下，实则也属于常态，哪怕大汉如今商业活动日趋频繁，商业氛围日渐浓厚，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，在农与商的问题上，农永远是排在前列的。
  而商业的兴旺，也基本局限于京畿、诸道州大城市以及沿海一些州县，而这些地区之外，实则仍旧处于一种相对固化的小农经济状态。
  同时，在经商上，仍旧伴随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，像盐、铁、茶、酒、糖等产业，其大部分资源，都是实行国家专卖政策，一盘的商贾根本无法参与其中。
  虽然盐、酒早已开禁，但其生产源头，尤其是制盐，仍旧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，甚至更加牢固，即便承担分销的大商人们，也要按照官府的规定，要舔着官府臭脚，才能正常经营而不遇麻烦。
  各地的商道确实通畅了，层层重重的卡税、关税也被废除了，但取而代之的，是严厉且严格的市税，尤其在大城市内，要是不交足税，连市场都进不去。
  像赵匡义在洛阳实行的人货进出通道分离，如今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官府给学了去，这也确实极大地减少了商贾逃税、漏税的可能，除非不想把货物售卖了城市中去。
  限制的同时，也意味着规范，至少，还从没有一个王朝，对商业从事人员、活动及税收有过如此细致明确的管理，并专门制定了一部《商法》。
  当然，赵普等大臣最初制定这份法案的初衷，是为了割商人的韭菜，也缓解财政拮据，却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。
  毕竟，在《商法》的框架下，进行合法商业贸易，从事商业活动，这本身就是一项进步，也是商人们愿意接受的。不愿意遵从商法的，那是奸商，自然需要惩罚，愿意遵从的，自然就是良商了，只要服从管理，照章纳税，就可以安心经营。
  事实上，对大汉商业的推动，刘皇帝是有大功的，要不是他时不时地商人说好话，大汉如今的商业氛围，也未必有这么“宽松”。
  但即便如此，也无法改变一些根本性的问题，无法改变大汉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农业帝国，在生产力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情况下，大汉的商业也只能局限于此，也难有更多的突破发展，政策的限制始终在那里。
  甚至于，就是刘皇帝，如果真因为过度的商业发展，影响到了农桑渔牧，影响到了农业产出，影响到了社会治安，威胁到国家稳定，那他也会毫不犹疑地举起大刀乃至屠刀，狠狠地砍下去，什么都没有帝国的安全与稳定重要。
  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刘煦在安东也采取了一些堪称激进的劝商兴商政策，比如商税的大幅度降低，像商人开放安东的各项资源，包括木材、皮货以及各类动植物资源，就是矿藏，也持对外开放的态度，只是被闻听消息的东京给叫停了。
  不过，对于金银矿这样的贵金属，还是同意让商贾开采、冶炼，只是要加强监管。而在这方面，也着实吸引了不少人，甚至在安东掀起了一阵淘金热。
  一直以来，像矿藏这类资源，都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，朝廷在全国各地，也设置了大量的矿监，也开采、冶炼，民间是不允许私自开采的。但这一点，在安东也被打破了一些藩篱。
  同时，对于前来安东贸易经商的商贾，安东都督府还同意他们组织护卫队，佩戴武器，武装押送货物。
  总的来说，安东对于把队商贾的限制放得很宽，可以说摆足了诚意，很多在大汉其他地方难以实现甚至明令禁止的事情，在安东都可以发生，几年下来，刘煦基本把安东地区打造成为了一个冒险者的天堂。
  除了地理位置有些偏远之外，从其他任何方面来说，安东对商贾来说，都是十分友好的。而位置的偏僻，对于常常需要走南闯北的商人来讲，完全是可以克服的，关键是有利可图。
  安东都督府的兴商政策，也着实吸引了天南海北的商贾，哪怕是抱着尝试的心态，也有络绎不绝的客商前往闯荡。
  甚至于，有大量南方的商贾，闻讯而往，不远千里，奔赴安东。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商贾，南方的商业氛围本就浓厚，那些从商者，尤其是海商，更显踊跃，尤其是临海的江浙、福建乃至两广商贾。
  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，以及大汉海运的发达，北上的海路航线，已经十分成熟，通过海路也能节省许多成本。
  在过去几年，就已经有大量商贾，到辽东经商了，东北的毛皮货物、人参鹿茸、造船建筑木料等等都是重点经营对象。安东虽然还要更远更偏些，交通也更加不便，但得益于惠商政策，也摊薄了成本，基本只要能成功把东西运出，那就有得赚。
  商贾本就自带冒险因子，愿意出海闯荡的，更富有冒险精神，乃至搏命。大量商贾、商队的涌入，也给安东地区注入一股蓬勃的活力，安东都督府也从中得利不少。
  农牧，那是统治的根基，安东官府选择的支出，对商，只是促进发展的一种手段，哪怕优惠再多，都督府也是不可能搞赔本生意的。
  因此，商税也成为了安东都督府在近几年间最主要的财政收入，而有了这些税收，才使得都督府能够正常推动开发。
  如果仅靠朝廷每年下拨的那一百万贯专款，要把安东带上正常的发展轨道，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即便朝廷能够长期坚持，也会引发闲话，大汉这么大，好地方那么多，何必要花费大代价在如此偏远的安东。
  同时，从开宝十五年开始，安东每年都会向朝廷贡献大量的黄金、生铁，有了这些，朝中的异声才被压制下去了。
  像金银这样的贵金属，哪怕向民间开放了，挖掘出来也是带不走的，必须得向安东官府折价兑换成铜钱或银锭，夹带藏私出境的，一旦被发现，会遭到严惩，那就不只是破财免灾的问题了。
  在安东的开发上，刘煦以极大的决心，抵挡住了巨大压力，锐意进取。不得不说，哪怕取得了一些成绩，引起的争议却更大。
  按照朝中一些官僚的说法，安东的做法，完全是在破坏朝廷的法度，败坏朝廷的纲纪，标新立异，激进鲁莽，与大汉的治国理念相悖，属于异端，该当被取缔……有太多人对刘煦在安东的“大动作”，持反对乃至批判的态度了。
  也就是刘皇帝没默许，太子刘旸不表态，宰相赵普也沉默，舆论压力才没有转变为实质的政治举措，即便如此，刘煦哪怕身在安东，也是有所体会的。
  大概是为了表明决心，刘煦甚至把在两京的秦王府产业全部变卖，所有仆佣内侍，全部带到安东，投入到当地的发展中去，以实际行动，表明他开发安东的坚定意志。
  在两京，也只是留下了两座王府，以及零星的维护人员。这样的举动，这样的态度，也着实坚定了不少追随执行“安东政策”的官员信心，也给商旅、移民带去了信心。
  第73章 安东大开发4
  不管刘煦在安东有多么开放的政策，多么有效的措施，都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下。
  其一，自是朝廷的认可与支持，没有这个前提，那任刘煦有再多的想法，浑身的力气，也无法放心施展。
  别的暂且不提，就说一点，安东地区最强大、最基础、最有力的保障，那一万八千戍卒，可是牢牢地掌控在朝廷手中，养军之费，也是从中枢财政所出，军需后勤也是由兵部进行调度。
  其二，就是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与局面，如果安东地区始终处于一个动荡的状态之中，那再好的政策，也会成为空中楼阁。
  而事实上，在过去的五年中，安东地区根本谈不上安宁，动乱之源，还在于那些分布在山野茂林间的当地土著以及残余势力。从武装移民，到武装商队，没有一定的武力基础，根本无法在安东从事正常的农商活动，这一点也可侧面证明当地的局势如何。
  当然，这并不怎么出人意料，甚至在都督府的预期之内，针对于此，刘煦同高怀德商讨，也拟定了一条基本、长期的治安政策。
  一个基本的目标，就是保障都督府下辖主要城镇的安全，武装移民的平稳安定，商道的安全畅通，显然，这与刘煦的安东开发计划是相辅相成的。
  而安东戍军，也花费了近两年时间，方才勉强做到一点，把主要交通线周边的土著蛮夷肃清。
  当然，这也是土著在汉军的强势进剿下，不得不选择退却，躲避到山林中，转变为彻底的袭击骚扰。
  与汉军正面抗争的势力基本不存在，而敢于正面相抗的，也在当年汉军挺进安东的过程中被摧毁得差不多了。
  事实上，在安东有过那么短暂的安定，汉人与土著之间达成了一种脆弱的默契，那就是汉人占城镇平原，土著据山林沼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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